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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植物學先驅親手規劃打造華南植物王國

              • 2019-07-16 10:49:36
              • 來源: 廣州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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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穿越戰火護標本

              譜寫中國植物志

              廣州文化拾遺

              1929年,中國現代植物學主要奠基者陳煥镛院士創建了植物園的前身——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。彼時,中國近代植物學研究幾近空白。陳煥镛痛下決心:“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學、自己的植物園、自己的植物研究所、自己的植物志。”

              華南植物園熱帶雨林溫室航拍圖

              華南植物園熱帶雨林溫室航拍圖

              90年過去了,他的願望已經實現:1929年初建時,植物研究所的標本館僅有9645份標本,如今館藏已超過110萬份;2004年,《中國植物志》曆經四代科學家、耗費近半個世紀編撰完成;每年約200萬人次徜徉在華南植物園,感受陳老與中國植物學先驅們親手規劃、打造的植物王國。

              在陳煥镛之前看中國植物標本要向外國借

              7月11日,記者從76歲的華南植物園原第一黨支部書記、研究員陳忠毅和84歲的“中國植物園終身成就獎”獲得者、華南植物園研究員胡啓明的手上,小心翼翼地接過兩本珍貴的書籍——印刷于1934年的《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概況第一次五年報告》和印刷于1948年、由研究所出版的全英文植物學論文專刊《Sunyatsenia》。翻開泛黃的書頁,通過兩位老研究員的口述,我們了解到了華南植物園前世今生的故事。

              1915年,出生于香港的陳煥镛從哈佛大學樹木系畢業,獲得林學碩士學位。那個時候,世界許多著名的植物園都栽培著中國的珍稀植物,中國植物的模式標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國的標本館內,國內卻缺乏完備的植物園和標本館,以致研究本國植物分類學不得不遠涉重洋到外國去尋找資料、參閱標本,這讓他深感痛心。

              盡管導師邀他留校攻讀博士,陳煥镛還是毅然回國,在隨後10年間踏遍大江南北收集、研究植物標本,填補中國植物分類學的空白,並于1929年在中山大學建立了植物研究所。

              陳忠毅告訴記者,植物所建所之初,只有14人,但這14人卻承擔著很重要的基礎任務:中國有多少植物?是什麽植物?“我們要把它們分門別類搞清楚了,才能了解中國植物的‘家底’有多少”。

              華南植物園科研區的標本館中共有110萬份標本

              華南植物園科研區的標本館中共有110萬份標本

              在陳煥镛的領導下,全所人員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,標本和圖書資料逐漸增多,並逐步建立了標本室、圖書室、植物標本園和實驗室。《第一次五年報告》中的標本增進表顯示,1929年標本館藏僅9645份,次年便近乎倍增至17244份,到1933年,已經增長到60250份。

              誓死相守不離半步戰火中守護7萬份標本

              這些標本來之不易,更是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命脈所在。1938年,廣州淪陷,陳煥镛冒著生命危險,把7萬多份標本全數運到香港,存在九龍碼頭圍道陳家寓所內,並出資設立研究所駐港辦事處。

              1941年,日軍侵占香港,植物所駐港辦事處遭到搜查,由于標本、圖書均有國立中山大學標志,被視爲“敵産”,辦事處被日軍查封。爲了不讓標本落入日軍手中,陳煥镛誓死相守,不離半步。1942年4月底,陳煥镛將存港標本運回廣州,安置在康樂廣東大學(原嶺南大學)校園內,直到抗戰勝利,陳煥镛才“如釋重負”,報請中山大學接收。

              對此,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學農學院長鄧植儀給校長王星拱的報告中提道:“該員忍辱負重,曆盡艱危,完成本校原許之特殊任務——保存該所全部文物,使我國植物學研究得以不墜,且成爲我國植物學研究機關独一複興基礎,厥功甚偉,其心良苦,其志堪嘉。”

              館藏最陈旧標本穿越161年時光

              如今,這7萬份在戰火中流連的標本,已珍藏在華南植物園科研區的標本館中。這裏共有110萬份標本,它們好像書本般被收納在一排又一排手搖滑行的標本櫃中。

              記者看到,最陈旧的一份標本,已穿越161年的時光。在泛黃的紙上,它像三朵簡筆而畫的草花,這是遠志科植物Polygala,是標本館從美國交換而來。而最轟動的一份標本,莫過于陳煥镛與匡可任鑒定的“活化石”銀杉標本。卡片上寫道,該標本是1955年5月16日,廣福林區調查隊在海拔1400米的金竹坪所采,銀杉的枝葉、果子、樹皮各個部位被精心地保存下來。

              據了解,銀杉是一種極罕有的孑遺裸子植物,它在地球上其他地區早已滅絕,唯獨生存于中國局部山區。這種瀕危珍稀植物的發現對了解地球曆史,特別是氣候的變化與冰川的進退及其覆蓋地區有科學意義。

              “在老所長之前,標本采集和植物志編寫都是西方人的專利,從老所長開始,中國的植物志才由我們中國人自己來發表。世界上沒有的種類,由我們一個個寫下來。”陳忠毅說。

              1954年,農林植物研究所改隸中國科學院,同時易名爲華南植物研究所(2003年10月更名爲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)。1956年,該所在陳煥镛領導下編著出版了中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地方植物志——《廣州植物志》。接著,陳煥镛主編出版了一部450萬字的《海南植物志》。

              2004年,由華南植物研究所主要參與編撰、記載了我國31142種植物、共5000多萬字《中國植物志》編著完成,作爲《中國植物志》編撰者之一,胡啓明感歎道:“中國周邊不少國家的植物志都由英國人、法國人做的,但我們中國的植物志是中國人做的。”

              父輩追憶:建園初期全靠人力肩挑手扛

              中科院華南植物園實驗室,研究人員手捧培育出的植物。

              中科院華南植物園實驗室,研究人員手捧培育出的植物。

              “活化石”銀杉標本

              “活化石”銀杉標本

              形態婀娜的熱帶植物。

              形態婀娜的熱帶植物。

              炮彈果

              炮彈果

              黃蝦花

              黃蝦花

              離開科研區,記者一行來到華南植物園的植物遷地保護及對外開放園區。4237畝的土地上,仿佛剛剛所見的標本都“活”了起來,濃縮了天地間的所有綠意,吸引著人們一再流連。

              園區自1957年啓動建設,1980年向遊人開放,最早的門票只需5角錢,幾乎每個廣州街坊都有關于植物園的記憶,或是站在原羊城八景“龍洞琪林”前的合照,或是在溫室裏初見滿眼仙人掌的震撼。

              據介紹,這座植物王國的選址至規劃,均由陳煥镛親自掌管,並邀請全國植物學家和園林專家共同建園規劃。據說,二沙島也差點成爲植物園,最終大家還是看中了火爐山旁的這片廣闊土地。原來,1956年,這裏還只是一片點綴著零星灌木的荒地。一位工作人員聽她同在植物園工作的父母說,建園初期全靠人力肩挑手扛,經過60多年的精心培育,今天的華南植物園已逐步成爲我國最大的南亞熱帶植物園。

              記者在植物園的網站上找到了1959年華南植物園規劃設計初步方案,這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植物園規劃方案之一,包含苗圃和試驗區及展覽園地兩個區域,展覽園地又分爲棕榈植物區、遺存植物區、植被類型區等,與今天38個專類園區規劃脈絡一致。“這份規劃深深地影響了後來植物園的發展,前輩們的設計理念和高瞻遠矚的目光,直到今天仍然不過時。”

              如果說“龍洞琪林”是讓上一輩遊客難忘的美景,那麽好像“四朵漂在水上的木棉花”的溫室群景區就是年輕一代更喜歡的“網紅打卡地”。提著自拍三腳架和相機而來的夏小姐告訴記者,華南植物園是廣州拍照熱門地,其中,溫室群景區的沙漠植物室,以300多種仙人掌類和多漿類植物構成的異域風情吸引了最多人打卡拍照。

              如果僅爲美景流連,植物園能否就成了公園,起不到科普的作用?夏小姐說不會,她留意到,這裏每棵植物都有一張二維碼身份證,掃一掃就知道植物的資料和小趣聞。“來了才知道,湖邊那片‘童話森林’是落羽杉,大草坪上那棵出鏡率很高的矮樹是來自墨西哥的叉葉木。”

              木蘭園創始人走遍雲南尋獲大果木蓮

              相比網紅的溫室群景區,遊人可能很容易錯過木蘭園、叢生竹園和姜園。實際上,這三個園區面積之大、收集種類之豐富、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前列,尤其是木蘭園。

              據了解,全世界有木蘭科植物16屬270余種,但由于曆代的戰亂及亂砍濫伐的破壞,很多品種已瀕臨滅絕,極其珍稀。華南植物園的木蘭園收集了木蘭科植物約11屬150種,保存有華蓋木、觀光木、蓋裂木、煥镛木、鵝掌楸、合果木、大果木蓮等珍稀瀕危植物,是目前世界上收集木蘭科植物種類最多的種質保存基地之一,被命名爲“世界木蘭中心”。這一稱號來之不易,園裏幾乎每一棵奇花異樹都有一段曆史,都凝結著一段傳奇。

              從陳忠毅的口中,記者聽到了木蘭園的創始人劉玉壺的冒險故事。1982年秋,年近七旬的劉玉壺爲找尋一種珍稀木蘭——大果木蓮,走遍了雲南文山州八縣。最終,經過17.5公裏的崎岖山路,他終于找到一棵高達20米的大果木蓮。爲了確認木蘭科華蓋木這個新屬,他千裏迢迢跑到雲南西疇縣法鬥鄉,40米高的大樹無法攀爬,只好“請民兵營的神槍手用步槍打下幾段帶花的枝條”。

              在標本館,記者偶遇了植物分類研究組首席研究員夏念和,從他黝黑的皮膚上,就可以看出多年的野外调查經驗。他告訴記者,即便是一種植物,野外调查往往也不能只去一次,“爲了等開花,一年去好幾回”。在野外调查中,被大蚊子與旱螞蟥咬得疤痕累累,涉水步行、砍竹子鋪地上睡覺也是常事,“就像逃荒者一樣”。但這些付出都獲得了回報,夏念和在園裏最愛去的地方是華南珍稀瀕危植物繁育中心,“看看自己拿回來的東西長得怎樣啦”。

              老研究員胡啓明告訴記者,有人曾說植物園應該是珍稀植物的“避難所”,但他不同意這個說法。“好的植物園,不僅應該保存、研究這些植物,還應該拯救這些植物,讓它們最終能回歸自然、重新繁盛。這也是華南植物園的使命之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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